古代中国的各种记载提供了有关茶叶、茶叶生产、饮茶、茶文化的丰富资料，但对茶馆的记载多语焉不详。茶馆历史悠久，其何时、何地、以及怎样出现的，则不得而知。
不过，从有限的文献可知，至少唐代便有所谓“茶室”，即喝茶的公共场所。在北宋首都卞京和南宋首都杭州，有不少“茶坊”，提供了为同行同业聚会、以及妓女活动的场所。明代也有不少茶坊的记录，尤其是在南京、杭州、扬州等南方城市。
最早的记录是唐代封演的《封氏闻见记》，说是在从山东、河北到首都长安途中，有许多卖茶的铺子。另外，在《旧唐书》和《太平广记》中，也有“茶肆”的记录。
关于宋代茶馆的记载如《东京梦华录》、《梦梁录》、《古杭梦游录》等。唐代出现了茶师，宋代出现了茶馆。茶馆一出现便生意兴隆，很快便如雨后春笋，挑战酒馆的地位。
在宋朝，茶馆散布于全国城市和乡村，那时“人们在茶馆里开始和结束他们一天的生活，人们在那里做生意，作为社会中心”。
例如，周晖的《二续金陵琐事》和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关于明南京，田汝成的《西湖游览志余》关于明杭州，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关于明南京和杭州，李斗的《扬州画舫录》关于明扬州等，都有对茶馆的描述。
《扬州画舫录》
在古代中国，人们追求在幽雅的环境中饮茶，文人骚客经常描写他们一边品茗，一边吟诗作画的闲情逸致。
清代画家郑板桥据称是“茶竹双痴”，作画时茶与竹不可或缺，其追求的理想境界是：“茅屋一间，新篁数干，雪白纸窗，微渗绿色”，然后“独坐其中，一盏雨前茶，一方端砚石，一张宣州纸”。
同郑板桥一样，一些喜欢茶的人不喜欢喧闹，因此茶馆不应是他们的选择，他们甚至提议远离茶馆。
抗战时期《新民报晚刊》上一篇题为《吃茶ABC》的文章称，饮茶应该有一个宜人的环境，干净、整齐、高雅的家具和茶具。按照这个标准，“茶馆决不是吃茶的理想地方，吃茶先得有好友精舍，甘水洁瓷”。
显然郑板桥试图远离世俗的尘嚣，在大自然中得到创作的灵感。因此，茶馆不可能营造这样一种心境。的确，茶馆对那些喜欢清静的人来说，不是一个好去处。但也恰恰正是那个热闹的气氛，作为一个自由交往的空间，茶馆才吸引了众多的茶客。
1943年，一个文人在《新民报晚刊》发表了一篇题为《关于茶馆》的有趣文章，描述了他在各地茶馆的不同经历。
小时候他父母不准他进茶馆，因为那是“下流社会”像鸦片烟鬼和赌棍这些人呆的地方，即使他站在门外看里面的表演，父母也要把他狠揍一顿。因此，虽然他对茶馆很好奇，但在18岁离开家乡到武汉之前从未进去过。
在武汉，茶馆的茶客也多是三教九流，他在那里学会了赌博、讲下流话等恶习，成为远近闻名的“恶少”。后来他改邪归正，到过许多地方，便很少再光顾茶馆。
不过在上海和南京，茶馆舞台上的漂亮歌女和台下衣冠楚楚观众，给他印象颇深。抗战爆发后他到了四川，头五年在重庆，“有几百个夜晚”都消磨于谑称为“外国茶馆”的咖啡座中。
最后他来到成都，发现这里的茶馆给各阶层的顾客提供了一个舒服的环境，是当时“以五元的代价，消磨半天以上的时间”的唯一去处，因而感叹地写道：“成都茶馆最伟大，真足甲观寰中。”
不过他也发现，成都茶馆“一是太闹，二是座位不舒服”，希望茶馆座位舒服点，桌子间距离大点，噪音小点。
来源：《成都茶馆的历史，能追溯到多远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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